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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次爆破鐵路，關東軍其實是機關算盡：就在10分鐘以後，有一輛從長春開往大連的火車就會經過柳條湖，鐵路一斷，列車必定出軌，這就是個大新聞。到時候再嫁禍給東北軍。
出乎意料的是，炸藥雖然炸瞭，但隻有一側鐵軌出現瞭80厘米的輕微損傷，鐵軌下的枕木也隻斷瞭兩條。待到火車來瞭，這點損傷絲毫沒能產生影響，於是關東軍便灰溜溜地看著火車通過。
但即便是這麼蹩腳的演出，也釀成瞭“九一八”大案。
“九一八事變”對中國是個驚天大案，不必贅述，但我們或許不知道，這場事變對於日本政治，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經濟停滯，股市暴跌
提到“二戰”爆發的原因，經濟學傢必定會指向1929年蔓延全球的經濟大蕭條。但就日本而言，這場大蕭條的影響並不是那麼顯著——因為日本已經蕭條瞭10年，大傢都習慣瞭。
“一戰”時期，歐美各國展開“絞肉大戰”，日本遠離歐洲大陸，又靠著協約國成員的身份給各國供給物資，從而獲得“大戰景氣”。1916~1920年間，日本GNP平均增長率一舉攀升到26.1%，整個國傢的紡織、電力、鐵路、海運、通信、制鐵等輕重工業都得到瞭迅猛發展。
但戰爭剛一結束，歐美國傢的產品迅速回歸，日本在1920年3月出現股市暴跌，到7月累計下跌瞭三分之一； 1923年9月日本爆發瞭裡氏7.9級地震，包括東京在內的關東地區陷入一片廢墟；為瞭解決關東大地震帶來的經濟危機，政府以支票形式給民間企業融資，結果累積的壞賬又在1927年引發瞭銀行擠兌。而在1920~1925年間，日本平均GNP增長率跌落到瞭0.5%，1925~1930年間更是出現瞭負增長，達到-2.0%。
面對危機，日本政府的對策就是不斷發行“特別融通”，也就是向受難企業發行緊急貸款。1923年10月以後，“特別融通”金額猛增，到1929年12月，這種臨時貸款竟然占據瞭日本銀行(日本的中央銀行)每年總貸款的98.8%。總裁深井英五日後自嘲：“那是(作為救濟性銀行的)日本銀行最為‘閃耀’的時代”。
但即便如此大規模的投資，日本戰後的生產衰退依然引發瞭全國性通貨緊縮：1920~1925年間，日本平均GNP平減指數為-1.1%，1925~1930年間為-4.3%。
之所以衰退至此，一方面原因是“一戰”時期的繁榮讓各生產者迅速擴張產能，卻不註意節能降耗，削減生產成本；待到經濟衰退，國內與殖民地市場不足以消化過剩產能，日本企業自然難以支撐。
1929年7月2日，當日本第27代首相濱口雄幸入主首相官邸之時，日本就面臨著這種“實為危機的困難”。
軟化外交，硬化財政
在很多人看來，戰前日本政治傢無一不想多吃中國幾口肉，然而針對1928年蔣介石成立的國民政府，濱口雄幸卻很是支持：“如今支那全國的統一，乃是(中國)國民長期的願望，(日本)要在可能范圍內加以幫助。”
之所以采取這種緩和態度，濱口雄幸也有自己的一番考慮：“要盡力將貿易伸展到支那全國，尤其是最為富裕的中心地長江流域，增進兩國互惠共贏。”
可以說，濱口雄幸的眼光更加長遠。他並非不想在中國擴展貿易，但比起武力壓制，靠經濟本身的力量自然發展才是正道。畢竟中國隻有結束軍閥割據，形成統一政權，恢復和平秩序，才能使產業得以發展。而由於日本的“工業發達程度領先支那數步之遙”，日本工業產品也必然能在中國暢銷，進而借助國際化紅利反過來提振日本經濟。
既然要尋求“國際調和”，就必須采取軟化的外交政策，濱口雄幸啟用調和派的幣原喜重郎作為外務大臣，一改之前激進的外交策略，尋求與歐美主流國傢走相同道路：
1930年1月，台中家電特賣濱口內閣跟隨英、美、法、德、意等國的腳步，宣佈承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擁有關稅自主權；4月22日，日本與英美等國簽署《限制和削減海軍軍備條約》(通稱倫敦海軍條約)，進一步抵制軍備競賽。
致力於削減軍備，也是濱口雄幸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甫一接任，濱口內閣就決定削減1929年已實行半年的預算案，將一般會計總額從17.7億日元削減至16.8億日元，新發國債從9100萬日元削減至5200萬日元；緊接著1930年預算編制之中，濱口內閣更是大幅度縮減瞭財政開支。
除瞭開源節流，濱口雄幸經濟政策更重要的一環在於“產業合理化”。
所謂“產業合理化”，包含瞭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微觀層面說，就是引入先進的生產設備、指定統一的技術標準、促進科學管理普及開來，利用美國新產生的“泰勒制”“福特制”提升日本工業產能；宏觀層面說，則是促進全國企業組織規模化、專業化，形成“托拉斯”“卡特爾”，減少中小企業互相傾軋，降低行業生產成本，優化產業結構。
在濱口雄幸執政期間，國傢制度恢復平靜，無論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是激進的外交政策都受到遏制，日本經濟從追求表面GNP增長轉向追求生產效率與技術進步，從一味炫耀武力、追求勢力范圍轉為追求經濟聯系。如果日本能夠按照這個方向繼續走5年，相信世界局勢會有巨大變化。
但就在1929年10月，美國股市暴跌，掀起瞭經濟大蕭條的序幕；緊接著1930年1月，濱口內閣不顧各方面反對聲音，解禁黃金自由兌換，抬高日元價格，使得日本經濟更為雪上加霜。
連年經濟衰退使得日本失業率大幅度增加，社會出現動蕩。要求對外擴張、強調民族主義的民間右翼團體愈發活躍，1930年11月14日，右翼團體愛國社的成員佐鄉屋留雄拿起手槍，在東京站裡對著濱口雄幸開槍射擊，導致首相重傷入院，最終在1931年8月去世。
就在他去世之後一個月，“九一八事變”爆發。
當道，國策不保
“一戰”結束當年，1919年10月27日，三個日本陸軍武官在德國南部度假勝地巴登巴登召開瞭一場秘密會議。由於陸軍內部長期由明治元勛山縣有朋(出身山口縣，即原長州藩)把持，三人秘密決定，反對山縣有朋與長州閥的統治，盡全力實現“人事刷新”，壓制所有山口縣出身的軍人，將具有“新思想”的軍人捧上高位。
這三位軍人便是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均是陸軍外派到歐洲的武官，後來也被稱為“陸軍三羽烏”(陸軍三傑)。三人在歐洲觀察一戰期間，發現歐洲陸軍無論是裝備還是戰術都有著巨大創新，深感日本軍事發展的落後，便決定在回到日本以後用“新思想”推動國傢變革。
那什麼是“新思想”呢？
“光靠戰時計劃無法滿足現代國防需求……必須進一步統合、組織、運用一切能夠支持戰爭的人力物力、有形無形等一切要素……沒有國傢總動員的準備計劃，現代國防就無法成立。”
這一大段話出自永田鐵山的著名策論《國傢總動員的相關意見》聯毅家電生活館｜台中家電特賣｜台中家電特賣會，其實用三個字可以概括：“總體戰”。
“總體戰”是戰爭發展到20世紀的嶄新概念，從永田鐵山的描述中便可看出：日後國傢之間的軍事較量，靠的不再單純是軍事實力的對比，更是國傢生產能力、運輸能力、調度能力的綜合水準。如果不能將每一個國民的每一滴汗水榨幹，戰爭就不可能打贏。
其實，軍部少壯派憧憬的“高度國防國傢”也需要強大的工業基礎與生產能力，所以永田鐵山本人並不反對濱口雄幸的“產業合理化”運動，甚至也在各個方面尋求與政府合作，但在對外政策，尤其是對待中國東北地區的問題上，他們卻並不認同政府的既定國策。
1931年4月，陸軍省與參謀本部的5名課長聚集一處，商議出瞭《滿洲問題解決方針大綱》，決定要對東北采取武力行動，時間則定為“約一年後、即來年(1932年)春天”。這份大綱迅速傳給關東軍，也成為“九一八”台中電器批發事變的指導性文件。
到瞭8月，5名課長之中的參謀本部編成課長換成瞭我們耳熟能詳的東條英機，員額也增加瞭兩個，“五課長會議”順勢變成瞭“七課長會議”。而這七名課長之中，有四個人同屬一個著名的陸軍幫派——“一夕會”。
“陸軍三傑”相繼回國以後，召集志同道合的軍人組建幫派，共同壓制長州閥。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夕，陸軍省、參謀本部、教育總監部、關東軍等重要陸軍機關已經遍佈“一夕會”成員：永田鐵山在陸軍省軍事課，負責軍務；岡村寧次在陸軍省補任課，負責任免佐(校)級軍官；武藤章在參謀本部作戰課，負責制定作戰計劃；板垣征四郎在關東軍擔任高級參謀，捏住瞭關東軍的行動大權。
不到10年的時間裡，少壯派已經完全掌握瞭陸軍系統運作的基礎。但與此同時，陸軍上層的南次郎(陸軍大臣)、金谷范三(參謀總長)卻都是舊長州閥的繼承者，這對上下矛盾，也成為“九一八事變”中的重要關節。
進逼台中電器批發商，政府退讓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陸軍高層並沒有太過糾結，畢竟關東軍聲明是中國軍隊炸毀鐵路、欲襲擊日軍(到1945年為止都這麼宣傳)，所以他們的決策重點也就隻有一項——要不要增兵。
9月19日上午7點，陸軍省與參謀本部的中層官僚商討對策，會議上，小磯國昭(陸軍省軍務局長)表示關東軍不過1萬餘人，面對東北軍40萬人必然處於下風，必須要增援。其他人沒什麼意見，於是陸軍基本策略便得以確定：增兵東北。
10點，內閣召開緊急會議，外相幣原喜重郎高聲質疑關東軍才是真兇，首相若槻禮次郎當即表示不同意增兵；下午1點，若槻禮次郎晉見昭和天皇，表示軍隊沒有內閣決議不許出動；下午2點，南次郎(陸軍大臣)、金谷范三(參謀總長)、武藤信義(陸軍教育總監)三個陸軍一把手表示同意政府的基本策略：事變不得擴大。
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從“九一八”就算開始；而日本軍部與政府的纏鬥，從“九一九”才算開始。
按常理，“事變不擴大”這個事應該沒有什麼疑義瞭：內閣決議已經有瞭基本策略，三個陸軍一把手也同意內閣，那不就應該按照這個路子走嗎？
並不盡然。三位陸軍一把手雖然職級上非常高，但在陸軍這個嚴密的組織體系裡，陸軍所有提案必須是自下而上提出，經過課員、課長、部長、次長一級級向上報，如若是一把手強行壓下來一個中層官僚不同意的提聯毅家電生活館｜台中電器批發｜台中電器批發商案，那麼很容易招致反撲。
而且在當時，這種反撲已經不是臆想狀態瞭。當金谷范三(參謀總長)在參謀本部內開會、將內閣“不擴大”方針傳達過來的時候，作戰課長今村均卻突然表示“箭在弦上、不可不發”；緊接著9月19日下午，參謀本部次長召開各部首腦會議，作戰課提出瞭一份《滿洲時局善後策》，其中明文要求軍部不管內閣決議，一定要增兵。
9月20日上午10點，三個陸軍二把手杉山元(陸軍次官)、二宮治重(參謀次長)、荒木貞夫(陸軍教育總監部本部長)開會，決定不同意內閣先前的決議，要求增援關東軍，表示要利用這次機會“一舉解決滿蒙問題”，為瞭達到這個目的，“哪怕政府崩潰也在所不惜。”
下午，永田鐵山根據參謀本部作戰課的《滿洲時局善後策》，制作瞭陸軍省的《時局對策》。這份文件中提出瞭一個詭異的論調：如果政府一定要求事變“不擴大”，那麼陸軍也沒必要反對，隻不過如果中國東北真出瞭事，陸軍可以發動“帝國自衛權”，對事件進行“臨機處置”。換句話說，無論政府怎麼定，關東軍都可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三位陸軍一把手看瞭，啥也說不出來，隻能簽字同意，於是9月21日上午10點，皮球又踢回內閣。
就在這天下午1點，日本駐朝鮮司令林銑十郎率領混成第39旅團私自入侵東北，同時派遣兩個飛行中隊前往奉天。按照陸軍刑法規定，司令官私自率軍越過轄區，便涉嫌幹涉天皇調動軍隊的大權，是重罪，如果林銑十郎真因越境而被治罪，勢必會導致陸軍大臣與參謀總長辭職，對陸軍整體的政治地位也會產生惡劣影響。
9月22日，內閣會議繼續召開，面對復雜的政治局勢，若槻禮次郎最終同意為林銑十郎提供軍費，追認這次出兵為合法。
“二戰”結束以後，若槻禮次郎曾在回憶錄裡這麼解釋原因：“不出兵也就無所謂，一旦出兵又不給軍費，那士兵恐怕一天也待不下去……如果就這樣撤兵，那麼(關東軍)一個師團的兵力恐怕會遇到毀滅之災……日本(在滿洲)的民眾一定會遇到麻煩。”
無論原因是什麼，若槻禮次郎這次舉動都是日本政治史上的重要轉折：從這一刻開始，軍部獲得瞭一個先例，無論能否得到內閣批準，隻要出兵，內閣都會追認，都會在財政上予以遷就。這為日後的1932年出兵熱河，1937年“七七事變”都埋下瞭很深的伏筆。日本政權的中樞徹底被打亂。
1931年10月8日，日本空襲張學良躲避的錦州，招致國際社會一片譴責，各國政府也發現日本政府無法節制軍隊，內閣地位又一次下降。最終12月13日，若槻內閣宣佈總辭職。
接替首相的犬養毅將濱口雄幸的產業合理化政策扔在一旁，重新加大政府投資，這固然在短時間內將日本拉出經濟泥潭，卻也讓日本又一次錯失瞭深化改革的機會；同時，“九一八事變”使得日本民族主義情緒進一步高漲，也促進陸軍少壯派為瞭搶功而不斷鋌而走險，國傢財政也按照永田鐵山的計劃，一步步走向瞭“優先滿足軍需”的道路，也走向瞭更加“不合理化”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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